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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ANCHANGJIANG

颜长江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广东梅县人,1968年生于湖北省秭归县 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 现居广州,从事摄影工作 2003年获平遥摄影大展中国当代摄影师大奖铜奖,2011获连州国际摄影大展评委会特别奖(与肖萱安合作) 曾于平遥、汉城、连州、东京、巴黎、重庆、上海、伯尔尼、广州、休斯敦等地作过展出 展出作品为:〈三峡〉、〈夜间动物园〉、〈纸人〉 主要著作:〈广东大裂变〉〈最后的三峡〉〈纸人〉〈三峡日志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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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场——评佬京《1980年代的北京》  

2008-07-31 09:41:4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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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些年,当个单位里的职业摄影师是很肥美的,而不幸做了业余摄影家的往往潦倒。这后一种的天才,在这个焦虑的时代,比一般人更焦虑,因为他是双重焦虑:一是表达的焦虑——与那些占据看版面、分发着奖章的肥白型摄影人比,他对表达有更高的要求,而又根本无处展示;二是生存的焦虑。摄影的高额消费和体制外摄影就业市场的狭窄,使他常在温饱线上挣扎。我了解这么几位朋友,我认为他们搞摄影纯属孤独的自我流放。像屈原那样荒野行吟倒也落个死或不死的自由,但他们却是流放在当代社会之中。有妻子儿女,有父母亲戚,有同事朋友,必须维持基本的体面,而他又得将自由的批判欲望死活压制住,并艰难保持创作家的自信,紧张等待着昙花一现稍纵即逝的机会。总之每天必须踩钢丝一样努力获得自我和社会间的平衡,绝对不能垮掉。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生活,不会崩坍的最后理由往往只是善良。他的内在只有乞丐与艺术家这两面,而表面上他不得不居中伪装成一个“正常人”。据我的看人经验,这种底层的焦虑天才,其表情会形成一种固定的紧绷的肌肉关系,而且在脸部形成一种黄色的油盖,或者说油封。我相信是这是太阳烧灼(所谓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)和内心烧灼的双重作用。心理学最后落实到生理学。这种肌肉塑化与皮肤油化,我认为,是对社会哀莫大于心死的结果。这样的人看上去很危险,但是,因为他绝对在表面上,体制上服从从大官僚到小学生的全社会,压抑的激情只会指向作品;即使对社会充满腹诽,但真正的摄影品质到最后只是一种冷静与善良。这是些压弯了的但还没垮的中国脊梁。这种人贫穷得只剩下一颗良心,他们往往只想、只能向中国提供良心的确证。在这个扭曲的、多义覆盖的、维度混乱而等于没有维度的、文字与绘画已弱于表达的(对一般民众而言)、虚拟世界已经踏足的社会,(确证式)摄影对中国很重要,这些人对中国摄影又很重要。

说回佬京吧。

我见到佬京是在2007年连州摄影大展前后,帮他选片子、打印照片,也一同去参展,一同回广州。相处也有几天了,谈话也不少了,但我可以负责地说,我还是不了解他。他拙于言辞,甚至难以描述当年拍照的事情,然而他场合上的客气话还是很流利的。在这个飞扬跋扈的圈子里,他属于少数的谦卑者。对很少几个他引为兄弟的人,谦卑到唯唯诺诺,客气到我这个小老弟都有些不耐烦了。在这个时候,这一类人才竟然有另一个特征:流利的口吃。在个子清瘦、脸上布满焦虑油和背有些驼之外。心理学把人不停地压榨成生理学——格老子的。

说句得罪的话,我想起中年闰土。所以,他在1980年代的摄影行为也就成为一个谜。你有些不相信眼前这个小个子焦灼男,当年能拍出那些照片。不过,闰土少时也是在他娘的月光之下,手拿钢叉追杀过獾子的。佬京水平当然高很多,他也藏不住他面对“名家”后的孤傲。当年他干的事不是追杀小动物,而是时代的巨兽。

我想象中他当年的摄影姿态,应是“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”,有些野心;艺术与主题又与主流格格不入,有点像一个摄像阴谋家。野心家必然是阴谋家,他不是想撬天下的墙脚,他只想撬出一种天下的真相。他要摘取国家皇冠上的那颗明珠。准确而模糊地形容,可以借用李江树先生用过的一个比喻,他像一具在世界最大广场起落的黑色大禽,是捕猎者也是预言者。该禽与真相对峙并捕获真相。他既非美好的天使亦非邪恶的幽灵。在众鸟啾啾的时节,他没做可爱的报春鸟,他毫不犹豫地舍弃次要地带,以象征公正律令(当然这是艺术家的真实标准)的黑色姿态直取天下之心,在1980年代这个中国历史的最重要节点,他抓住时空之枢机,从而扼住历史之喉管——简单的表述是:他只在景山至天安门广场这条中轴线拍照,他只在1980年代在此拍照,他只用自己的摄影语言,并且,他只留下一百余张底片。其他统统扔掉!这种大气、机警和冷酷,这一种肃穆的要求与自信,我不知道,是出于惊人的天分,还是一种神奇的运气。也许兼而有之。二十几岁,时代巨变,身为北京人,具极强政治意识,和青春的凶悍的荷尔蒙。

我以上是称赞。称赞的前提是艺术手段上的完美。没有远超同侪的摄影语言,以上行为只会是精神病患者的妄自尊大。现在照片就摆在咱们面前。读者不少是搞摄影的,咱们也不说虚的:1980年代,黑白纪实摄影师有成型作品的,恐怕也屈指可数,该年代初期的就更少,有自己语言风格的安哥是一位,其他如侯登科、于得水是在此年代之末与1990年代,韩磊、吕楠、袁冬平、林永惠、陆元敏等也是1990年代为主。当然,现在的个性纪实摄影家很多了。大家可以比较一下,1980年代初的这位是否一位先知先觉者?他的影像比起各位后来者如何?

我相信我非常了解纪实摄影史,我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从事摄影的,我也熟悉黑白暗房技术与风格效果。我们这一拨要找个大师学习是容易的,但佬京当年没有师承,只是从杂志上看到一些西方名家的零碎介绍。这很重要。我认为,1980年代之初的佬京,其影像图式介于布列松、马克·吕布等“古典”的图片社模式,和后来更具个性的“开放性构图”之间,对于形式及象征的运用感觉是手到擒来。另外,粗砺的颗粒很有感染力(他使用国产的公元胶片),图片的灰调十分可爱,感觉是处于超越现实(这个地方确有这方面的特征)的微晕效果,形成一种“灵氛”,这种灰调与颗粒统一了对象复杂的各方面因素。总之,构图、颗粒和灰调等处理非常圆熟,我以为已至化境,化境就是让观者入得其门,而不觉得这一些技巧的存在。我认为,他的摄影语言在当时也是国际一流的,加入mag num这样的图片社也没有问题。我不认为现在的同行们在纪实领域的影像水平上超越了他。

写完上面几句,不知为什么,我突然有一种呕吐感。直觉告诉我,更重要的是,他不是为图式而图式,为风格而风格,这种硬做的空间是看得出来的;他也不是题材决定作品,对象导致“成功”,他是成熟的摄影语言和精彩的对象完美的结合。他以自身的力量呈现出一种与宏大场景的对视或说对峙——不是俯首为奴也非胡乱搅局——所以我认为他是艺术家。他与图片社摄影,纪实摄影其实无关!在当年,有谁敢于、能够这样拍摄天安门?拍摄出这样的天安门和天安门前的中国人?

当你挺直腰杆的时候,你确定会看到更多——多数摄影家只会单纯的赞美,而新世纪后又会将自己长入云端,简单地戏谑。对峙是摄影道德的基本姿态。这种姿态看到的最正常的景象,应是一场宏大的尴尬。在历史与空间的交叉点上,在一个极端的地方,应可看到各种极端情境心境交汇的现代拼贴派——理想与现实,前尘与后世,国家与个人,中心与边缘,天庭与臣子,中土与外邦,伟大与渺小,过去与现在,崇高与自我,发达与落后,拥有与失落,高贵与卑贱,时尚与老土,壮丽与······慌张。当这三万里江山奔来眼底,五千年往事涌上心头之时,佬京敏锐地捉住了一条精彩的主线——

他要记录的是伟大的国家机器和卑微的升斗小民猝然相遇的情形,此时一切原形毕露。

这构成了他的基本内容,决定了他的图式:华表之下,因震惊而呆滞的贫穷的农人们;金水桥上,敬服的伫立四望的人群;纪念碑前,传达国家意识的少先队员们;汉白玉基座前,以荷尔蒙反戈一击的接吻的恋人······佬京有好几张拍照片的照片。他告诉我,其中有一张,是农村老大娘带着一个包袱,到这里换上新裤子新鞋子,然后拍完了再换回去。从留影者到照相师傅,都一副虔诚的姿态。不知当时佬京意识到没有,自己置身其后,已是另一种摄影姿态?在这种姿态前,显像与真相真正重合,事情原来是那么复杂——直正的1980年代,绝非一味地伤痕,又一味地高蹈,不是总那么理想主义,也不是时刻敬服或反叛,更不是一味的政治化生活。它是一个巨大的综合体。这本来是一种常识!基于一种常识,他录其呆滞、惶惑、震惊、激动、昂扬,那都较今日更为显著、切,我们看到了无处不在的荒诞与悲切,这宣告着大时代的来临:将万千民众的幽微表情放在伟大的广场上,集合成一张中国的“相”。我以为,这就是标准像。1980年代的影像并不多,真实的中国表情就更少。感谢还有一个佬京!就像感谢文革时还有安东尼奥尼一样。感觉他在那个特殊的广场上,找对了这个气场,而拽露了某种天机。

因为对峙,而能将对象整体观察,而能超越。直到今天“人文摄影家”们仍感到难拍的水泥大广场、无味的大街、符号特征过强的文物、枯燥的国家纪念碑,在此却成了求之不得的对象。他就是冲着这个来的!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,他拍摄了几张外国人表演的照片,但年正是皮尔卡丹率先来到中国的时节。优秀的摄影家也难以把握而庸俗摄影师变为头的洋人形象,在这里很顺滑地被纳入他的“家国天下”叙事系统。在佬京的镜头里,他的也只是现象、表情或“百姓”。直到今天,中国摄影家的都几乎没有很好的外国和外国人的“心相”,这点是不如布列松和马克·吕布的中国影像的。这个细节似乎说明我们还不是备一种善世的高度。一定的高度能让一切肤色、文化和政治的樊篱立刻粉碎。在一种有智慧的摄影行为中,一切对象皆是合理,没有一处不利因素。

那是1980年代的北京,一派手的热浪总在翻滚。只有一只手真正地举起了相机——你欺负我?我抽你丫的,我拍你丫的······于是他在一世之中,真正地做过几天英雄······广场上的人们,游来又散去。散去的人,还是得佝偻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,愁着春种稻来秋入仓,盼着老婆孩子和热炕,面对着各自不同然而太多艰难的人生遭际。见识过伟大也未必一定伟大,见识过伟大也可能更加卑微。在那散去的人们中,也有佬京,他散去了摄影圈(那时他也算是圈中一员),散出了1980年代的北京。英雄往往只能面对宏大,而死于日常。在深圳,他以零散的广告摄影艰难的生存,他拒绝被纳入一种单位或公司体制。凶猛的鹰隼变成了偷机的麻雀,这让人吃惊却不让人意外:生存的压力总能制伏潜在的雄心,而资本的时代似乎比过去的计划年代更为凶残。只是我感到遗憾:什么时候佬京才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,并重新与现实对峙,对应揭示出另一个时代的真相?人生的焦虑无处不在,舒缓焦虑的最好方法就是作品。《大话西游》这么说:“我猜中了开头,却猜不中结尾。”希望佬京不是这样,希望他勇敢的继续拍出另外一百张底片。拍摄是一种反抗,正如耐克广告所说:just do it。要知道,比起当年这个时代正更加无耻地袒露着它全部的淫荡的真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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